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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師者 智者 尊者
      2016年10月11日 09:05:34
      來源:酒泉日報
      作者:李瑞
      • 1978年夏天,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,父親帶著剛上高中的我去酒泉師范家屬院,探訪校黨委書記陳世勇先生。
            走進陳家小院,迎門是一畦菜園。菜園和房門之間擺著一個偌大的魚盆,盆中,兩朵潔白的蓮花悄然綻放,我不由俯身向花……父親把我拉進客廳,正在揮毫舞墨的陳書記,收起手中的大斗筆,連忙讓座。陳伯伯的夫人余老師從里屋出來給我們沏茶。父親對我說:“叫伯伯,阿姨。”余老師拉著我的手,問我年齡多大,上幾年級,喜歡文科還是理科?她的親切和藹,讓怯生生的我漸漸放松。
            陳伯伯問了我的情況,便直奔主題,分析高中階段的學習特點,要我盡力把握學習規律,刻苦、科學地學習。陳伯伯說:“小瑞,上了高中,學習必須更有自主性,更加自信,更注重方法。不但要‘學會’,弄懂弄通學校開的那些課程,更要‘會學’,掌握自學的鑰匙,打開知識宮殿的大門。”
            陳伯伯邊講邊把我領進書房。只見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政治、數學、科普、教育等各類書籍滿滿當當,真是“書盈四壁”。先前,我哪能想到有人家里會有這么多藏書。父親告訴我,文革中陳伯伯的許多書被抄走,要不,這屋子怕是放不下呢。
            陳伯伯說:“書要讀進去,要把學問思想帶出來,升華為智慧和才干。”他還跟我講了他讀書的經驗和方法。離開時,陳伯伯送我一本報告文學集《科學家的腳步》,勉勵我向科學家華羅庚、茅以升、林巧稚、居里夫人那樣,刻苦學習,努力攀登知識高峰,將來報效祖國,造福人類。
            父親一直非常敬重陳伯伯,他帶我去拜訪陳伯伯,自有對愛女的一番深意和殷切期望。從陳伯伯家出來,父親邊走邊對我說,陳伯伯家是平房小院,和左鄰右舍老師們的住宅一樣格局,一樣面積。這批住房修建之前,行署分管文教的白專員曾把陳伯伯叫去明確指示,說是給師范撥了一筆基建款,考慮要先給校領導修兩套排場大一點的房子,因為陳伯伯是酒泉這小地方的大知識分子。陳伯伯并沒有按白專員的意思辦,他力主修建了同樣規格的十幾院平房,解決了更多教師的住房問題。
            父親回頭指著那幾排教師家屬院說:“小瑞,你陳伯伯住的那塊地方,本是書生供奉孔子的文昌閣,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夷平。原址上又建起教師住房,你說巧不巧?”
            從那以后,我多次去陳伯伯家。經他不倦地勸學,我愛上了讀書,漸漸學會選擇讀好書。通過長期的閱讀實踐,我感到讀書確實能充實精神世界、豐富情感、強化立身行事的本領、糾正認知誤區。總之,陳伯伯的教導早已在我心中生根發芽。
            父親比陳伯伯小十歲,曾是酒泉最年輕的縣級干部,二十二歲就擔任酒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、《酒泉報》總編。父親于1965年至1972年在酒泉師范任書記。他熟知師范校情,尊崇陳伯伯的教育理念,對陳伯伯在師范的工作堅決支持。
            1978年,父親任酒泉地區文教局副局長,分管學校教育。當時,地處偏遠的酒泉地區,經過文革重創,師資力量非常薄弱。酒泉師范教師的缺乏,不但影響了本校的教學,而且間接地制約著酒泉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。為此,陳伯伯瞄準行業內外有學術專長的“右派”以及還未脫離反革命身份的知識分子,一面敦促有關部門加快平反冤假錯案進度,一面積極運作把這些人安排進學校,請上師范的講臺。
            改革開放之初,擺脫“四人幫”迫害的一批人出來工作后,思想、立場、工作方法卻沿襲“左”的那套;還有些人本身就是文革的受益者,骨子里是抵制改革的。這些有形無形的阻力,構成了復雜的社會環境和人事背景。對此,陳伯伯嫉惡如仇,作風強勢,工作節奏很快,致使一些人不適應,不配合,個別人還抵制發難。陳伯伯并不顧及這些,偏偏提出“瞻前不顧后”,宣稱“立乎大者,小者不可奪也!”因此有人對他的工作提出質疑,甚至寫匿名信,狀告他是“復辟狂”,是“反攻倒算”的“還鄉團”。
            對待這種情形,父親堅定地說:“老陳絕不是喜歡回頭看的人,一往無前才是他的風格。”基于對陳伯伯事業心、責任心、學識、膽略、改革精神等的深入了解和充分信任,父親在師范調入、調出教師,落實辦學經費,舉辦培養中學教師的專業班,向地委行署機關推薦優秀畢業生等方面,給了陳伯伯大力支持。陳伯伯繼續大膽改革,盡心竭力為地方培育人才,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支持。
            去年11月,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陳伯伯的兒子陳新民主編的《我們的老校長》一書。父親看了后很激動,立即要我撥通陳新民的電話,想和陳伯伯聊一聊。聽到陳伯伯已經不能接聽電話時,父親頓時神情黯然。今年3月,驚悉陳伯伯去世,父親非常難過,攥住《我們的老校長》,就好像拉著陳伯伯的手……看到父親戴著老花鏡,以微弱的視力,顫顫巍巍捧讀的樣子,我心中五味雜陳。說話已經很吃力的父親,憶起和陳伯伯共事的日子,竟對我和母親絮絮叨叨說個沒完。我一邊聽著父親的表述,一邊端詳那一幅幅泛黃的舊照片,不禁思緒萬千。
            父親說,他和陳伯伯共同感受過文革的殘酷,感受過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疏離,感受過非常時期肝膽相照的真情,感受過改革開放春風化雨的溫暖,感受過新時期建功立業的樂趣。因此,他們的友誼彌足珍貴,令人神往。回顧兩位長者的交往,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八年前,在陳伯伯家看到的蓮花。蓮之逸韻,不正是兩位老人君子之交的象征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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